独具特色的长沙楚墓与出土琉璃
2015-01-06来源于： 中国琉璃网
长沙已发掘的约3000座楚墓，基本都分布在战国长沙楚城的周围，除湘江西岸的银盆岭、岳麓山有为数不多的战国晚期楚墓外，其他主要都在湘江东岸。湘江东岸古代是岗峦起伏的丘陵，其中临江部分为冲积的河谷平地，其界线大概是东起小吴门经浏城桥至天心阁一线，南至南门口，北至兴汉门，在此范围内主要是河谷平地，溪沟交错，此之外则是连绵的低矮山岗。因此，古城建在河谷平地，墓葬就分布于其周围的岗丘。
湘江东岸的墓葬又以城东为重点。浏城桥至天心阁古代为一条南北走向的山岗，旧称龙伏山。这里墓葬时代较早，多为春秋末年至战国早期。1971年发掘了著名的浏城桥1号墓，1982年又在1号墓周围发掘6座规模较小的墓葬。北起湖南旅社（现巨洲饭店）、南至凤凰台等处都曾有战国时代的墓葬出土。
明清长沙城的东城墙就在这一带，据长沙老人回忆，民国初年城墙刚拆除时，这里是放牧牛羊的理想之所，水牛好在地上翻滚，而有墓葬之处土质都较松软，被牛滚出一个个的坑，长沙人俗称“牛恋凼”，当时从浏城桥至天心阁“牛恋凼”一个接一个。
后来修筑环城公路（今建湘南路）时这些墓葬基本都被覆盖于路基之下了，随着城市基本建设的进行，它们必将会逐步被发现。从此再和东就是几条东西走向的山脉，小吴门外从清水塘经军区（杜家山、陈家大山）至袁家岭、燕山街、五里牌为一条；浏阳门（浏城桥）外从黄泥坑、复兴街经窑岭（杜家坡）、曙光电子管厂（柳家大山）至杨家山为一条
天心阁外从识字岭、麻园湾、左家公山（今市11中学处）、长岭、左家塘至妹子山（今长沙钢厂后）、阿弥岭为一条。这些山上都分布着成群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。价值较大的除浏城桥楚墓外，还有1949年出土人物龙凤制画的陈家大山战国墓，1951年五里牌406号战国大墓，1954年出土毛笔和天平砝码的左家公山15号墓，1973年出土人物御龙制画的子弹库1号墓，1976年出土钢铁的杨家山65号墓，1980年出铭文铜戈和漆虎子的五里牌1号墓等。
城南楚墓主要分布成3条带形，一是从天心阁往西南至燕子岭、劳动广场、妙高峰、雨厂坪、下碧湘街一带，这一条山脉直到晚清民国初期尚存，甚至现在仍可见其余势。50年代修劳动广场时曾发掘战国楚墓80余座，1991年在广场西北角的马益顺巷还发掘战国中期的大型木椁墓。
二是从天心阁往东南经回龙山、月亮山（今市15中学）、小林子冲、侯家塘至东塘、赤岗冲一带，从50年代在月亮山发掘50多座战国墓开始，至今在这一带已发掘的墓葬有数百座。三是从临湘江的大椿桥（东瓜山）经仰天湖、扫把塘、黄土岭至砂子塘，这一带至今山势犹存，为长沙城区的脊梁，这里的仰天湖、扫把塘是墓葬较为密集的地方。城南区最重要的是1957年出土大批竹简的仰天湖25号大型木椁墓，以及1991年发掘的马益顺巷木椁墓。
根据长沙楚墓出土的文物推测，当时长沙城的市场亦应十分繁荣。战国时期的市场，先秦文献中已有记载，《左传》宣公十四年：“楚子伐宋，屦及于窒皇，剑及于寝门之外，车及于蒲胥之市。”《庄子·外物》：“索我于枯鱼之肆”。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仁成先生认为：“蒲胥之市应即是蒲席之市。因楚地多产蒲席，在郢都辟有专门市场，而以胥师管理之。
”而“枯鱼之肆”则是咸鱼零售商店。因此，当时的长沙城中不但有铁器、陶器、铜镜、琉璃、漆器等制作工场，亦应有它们的交易市场。天平砝码就是这些市场交易的工具。天平砝码用作称量楚国金币的工具，这一观点已获得学术界的公认，但有的研究者认为，当时琉璃器的交易不是以件而计，而是称量计价，因此天平砝码也是琉璃制品交易使用之工具。
这一认识的提出，对解决为什么只有长沙为主的湖南楚墓才出土天平砝码的问题，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。战国时期长沙一带琉璃制造业较为发达，市场繁荣，作为交易工具的天平砝码较多也是符合情理的。
戰國(西元前480—前222年)
1957年長沙市南門外白沙2號楚墓出土
直徑4.5釐米，厚0.5釐米
作圓餅狀，器表呈青色，中心部位兩弦狀圈紋圍繞一谷粒紋，外飾單線勾勒的柿蒂紋，外圈有谷紋三周，不很整齊，觸之有毛糙感。背面中央有一小柱狀物，可與劍柄相接。
該器是倣玉劍首作品。劍首是劍之柄端所嵌的玉飾，置於劍柄的頂端。最早的實物出土于春秋晚期的墓葬中，戰國、西漢時期最常見。玉劍首多呈圓餅形。除少數光素者外，大多在劍首正面琢有弦紋、谷紋、柿蒂紋等。背面光素有穿孔。
湖南不產玉，古代常以玻璃作倣玉製品，因而留下了一大批倣玉風格的玻璃器，器形主要有璧、環和劍飾等。古代玻璃器出土極少，湖南這批倣玉玻璃器對研究我國古代玻璃器的源流有十分重要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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